中国网: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，还是存在部分中药搀假的现象，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，他该如何去辨识，或者如何选择中医药呢？
耿福能:如果消费者要他自己辨识的话，难度很大。但是有一点，认品牌。比如中药、中成药，像同仁堂，当然我们好医生也不错，因为经过检验了。“毒胶囊”事件中，我们不为利所动，我们要造最好的药。所以，一般的消费者，他要去验证每一味药的话，有难度。他就要认好的品牌进行购买，好的品牌可能就是好的药品。比如同仁堂，像我们好医生是严格遵守炮制规程，国家GMP的管理规程，他就会买到好药。
中国网:现在有一个现象，药价太贵了，尤其是有人说药品价格贵是进行进口药品的比例太大了，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？
耿福能:是有这种现象。进口药品是按他们国家的价格进行定价的。可能到我们国内市场还会加一些利润或其他的一些费用。比较起来进口药确实在各大医院，特别是三甲以上的医院要占到60%。他们用药肯定就贵了，大家（觉得）它管用啊。那些医生，特别是三甲医院的医生，他考虑的是疗效，考虑的是给病人用上去以后要解决问题，他没有考虑价格。我们国内的，由于前几年质量出现了问题，在医院大夫的心目当中，质量层次不够，所以用进口药的大医院比较多。导致药品的价格就高起来了。
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垄断，有一些是品种垄断。垄断了以后，独家生产的品种价格就很高。
这两个（原因）构成了我们药品的价格确实有一些偏高。但是不像我们网友朋友们和消费者平时理解的。因为在看病过程中，普通的病可能我们用药的时候多，但是住院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的医疗器械、检测，住院的费用等等，那些就更高了。所以药价高这个问题，两个方面，有虚低的，有虚高的。虚低的不正常，虚高的当然也不正常。所以，目前正在得到纠正，市场逐渐地在回到正常的轨道。
中国网:就您来看，现在老百姓“看病难”的现象，您觉得有什么方法去解决呢？
耿福能:“看病难”这个问题，实际（是因为）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。好的大夫、好的医生都集中在大的三甲医院。我们老百姓看感冒也好，看普通的病也好，他并不知道就找最好的优质资源，有可能就是去301，或者是我们成都华西那样的医院去看。所以，老百姓挂个号，排队排四五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。医生到那儿可能几分钟就看了，因为医生要看一百多个号。这样在老百姓心目中，对我们医生期望值都很高，结果两三分钟、三五分钟打发了，跟他的期望值不成正比。所以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家属心存不满，认为“看病难”。
当然“看病贵”这个问题，其实还有待商榷。因为国家的投入不足，我们老百姓掏腰包的多，所以感觉是看病贵。如果国家投入多一些，老百姓掏腰包少一些，老百姓看病就不贵了。
耿福能:我们有些员工是国外的，在国外也要看病。我们有个工程师，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急性胰腺炎犯了，住院五天，花了接近五万美元。结果那个地方的保障系统能跟上，比如一些慈善机构、一些保险公司知道他是没有医保的，救济就出来了。五天花接近五万美金的话，在我们国内是不可想象的，就一些普通的药品看，我们的药品比起国外的药品也还是非常便宜的。
所以，看病难、看病贵这个问题，多年来都在说这个话题。对我们医生的社会反感程度也比较高了，伤医事件很多，我们的医生是很无辜的。这些年来，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和进步。因为我们用一个数字，是我们公司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总结出来的，叫“费寿比”，可能这是个新词。前几次跟网友朋友们说过这三个字，“费寿比”。
耿福能:就是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是不是有成效，是不是真正起到作用，就看他在每一个身上投了多少医疗费用，然后看这个国家人均寿命达到多少岁。
你看我们国家投入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110美金还不到，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，去年总理的报告当中提到过，75岁。今年我来北京开两会的时候，我们成都报纸报道，成都达到78岁了，我们花了110美金的医疗卫生费用，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5到78岁。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8900美金，他们的人均医学寿命是76到78岁。欧洲是人均医学寿命78岁到80岁，他们的医疗卫生费用是一万美金。
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有500美金人均医疗卫生费用，有可能我们就达到78到80岁，赶上欧洲和美国了。你说这值不值得西方的医疗专家或者卫生专家进行研究和管理呢？
耿福能:一旦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，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功劳，花了很少的钱，老百姓的人均寿命活到七十多岁。如果再投入一点，我们的社会矛盾就会缓解。比如国家如果再拿300美金，1000元人民币投下去，可能会缓解我们目前的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医患关系的紧张等一系列问题。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，我认为是好的体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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